也为挖土豆的儿子骄傲

也为挖土豆的儿子骄傲

  英国的丘吉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一次,有人问丘吉尔的母亲,是否为自己有一个当首相的儿子感到骄傲。 这位母亲回答说:是的。

但我还有一个儿子正在田里挖土豆,我也为他感到骄傲!    我不知道这位母亲是不是在作秀,故意说也为挖土豆的儿子骄傲;或者是为了在两个儿于之间一碗水端平,才表示了为当首相的儿子骄傲以后说也为挖土豆的儿子骄傲。 不过,对这位母亲的回答我仍然大感意外,因为按咱们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价值观,一个母亲,通常是不会为自己干着极为普通的事情的子女、是不会为自己当着普通工人、农民的子女骄傲的;如果不为之感到惭愧、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在生活中,我听到见到一些为人父母者,无论如何也要供自己的子女上大学。

这本来是一件于国家、于社会、于自己都很好的事情。

可是在他们的动机里,却有着强烈地要子女逃脱当普通工人、当普通农民的打算。 这在那些自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身上,好像表现得更强烈。

他们一心一意、竭尽全力、砸锅卖铁也要把子女供得大学毕业,就是为了子女不再像他们一样当普通的工人和农民。

所以当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他们都感到扬眉吐气,既为子女有一个不再像自己那样当工人、当农民的好前途,又为自己脸上生辉。

    这种惭愧、骄傲观(实际也是一种荣辱观)差不多已成了我们社会的一种共识。     这些年,救助贫困生的活动搞得轰轰烈烈。 这当然是好事。 一些大山深处的孩子,其热烈渴望上大学的动力就是为了走出大山,他们的父母也希望他们能走出大山,我们整个社会、包括那些捐助者也盼望他们走出大山。

走出大山就是光明的前途,就是辉煌的人生;不走出或走不出大山这一生就黯然无光。

而走出大山,并不是到山外当普通的工人、农民,才不是;这里的走出大山实际就是告别普通的工人、农民的身份和生涯。 所以,一些贫困的山区,由于那里的孩子们自身的努力,由于他们父母对他们的奉献,由于国家的资助,由于社会的援手,上了大学的孩子一批又一批,他们也因而走出了大山,可大山里面的贫困却没有多少改变,没有因为他们获得了知识而改变。 甘肃的会宁县,是个贫固县,却是一个高考状元县。

这个县每年考上大学的孩子比一些富裕县还多,而得到资助的孩子也不少。 按说,这个多年的高考状元县也应该是经济的状元县了,至少不能是经济上名落孙山的县有道是文化促进经济发展。 可是,这个县的贫困却并没有因为高考状元县而改变,仍然贫困如故,许多渴望上大学的孩子仍然嗷嗷待哺地需要和等待着资助。 为什么?就因为考上大学的孩子们都走出大山了,他们学到的知识并没有用于改变大山里面的贫困。     谁也不能指责这些孩子及其父母的选择,谁也不能鄙夷这种荣辱观。

当然更不能菲薄和否定那些希望和支持子女上大学的父母,不能菲薄和否定那些渴望和坚定上大学的青年,不能菲薄和否定我们国家、社会和个人对贫困生的资助。

恰恰相反,还应该加大这方面的力度。 笔者这里要说的是,存在决定意识,这种选择和这种荣辱观正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 然而却不能因为是客观存在、是众人的共识便天然地正确。

至少,我们应逐渐改变这种存在,同时应逐渐改变这种共识,使我们像丘吉尔的母亲那样,既为自己当首相的儿子骄傲,也为自己挖土豆的儿子骄傲。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做客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做农民是很光荣的。

确实地,没有农民给我们种粮食,我们吃什么?但只从这个层面说当农民光荣,恐怕在许多人心目中还光荣不起来。

要使农民(当然还有工人)在全社会光荣起来,在人们心目中真正光荣起来,就应使当农民、当工人者在收益上、在生活上、在身份上、在地位上并不比其他行业的人差。

这是根本。